诗有烟霞气 书兼龙虎姿 ——牛培顺的诗书人生暨作品赏析
诗有烟霞气 书兼龙虎姿
——牛培顺的诗书人生暨作品赏析
□牛培昌
牛培顺近照
牛培顺者,吾之胞弟,1957年生人。我长培顺近五岁。虽然,按现今的说法,我们也都是同属50后了!
1966年“文革”伊始。霎时，一场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破“四旧”“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铺天盖地，席卷神州。
那时家境贫寒。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们家还是被划分为资本家,与“黑五类”并无二致地受出身不好的歧视。这给我们年少懵懂的心灵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痛。本来天真无邪的孩子,有的性格开始显现出内向、自卑,甚至孤僻,对一生人格的形成产成了巨大的影响。
在那个“祖国山河处处一片红”的年代，我们的内心却蒙上了一层阴影。“又红又专”“根红苗正”的同学们,“红小兵”“红卫兵”“团员”一路齐头并进;而出身不好的他，下课后只好躲在教室的一隅。在这种环境下，培顺对学习提不起兴趣；惟有写字这一爱好，却始终伴随着他。老师在上边讲课，他却在下面全神贯注地写他的字。老师讲了什么？他几乎没听进去。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笔下勾画龙飞凤舞的字来的够痛快!或许，这就是他逃避“政治”、宣泄情绪的惟一途径吧！“学业”是荒废了，考试时常不及格。但他也有“骄傲”的时候。比如，同学逃学得写个请假条，这就非他莫属了。这个请假条模仿得像“家长”的字，所以每次在老师那儿都能蒙混过关！
可是要说真正写毛笔字，那还是当年1976年培顺到北京延庆县插队时候的事了。他们那拨人是北京知青插队、上山下乡的倒数第二批，已接近尾声。这时候知青们已开始懒散起来，即使不出工也基本上没人管了，回家也很频繁了。培顺抓住了这段难得的宝贵时光，开始步入了真正的笔墨生涯。
也正是在他兴头高涨时，我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回京探亲。作为长他几岁的哥哥,他从小看我时常手不释卷,吃饭都得催好几回,有时简直就是到了痴迷忘我的地步。我怕他受我的“不良影响”太深,有什么功名妄念,就给他浇冷水:你既没有师承,又没有基本功,况且年龄也偏大了,如何写得好字？如何能够出息?没有得到我的鼓励，反而受了一番奚落，看得出，他心里不好受。但过后，他并没有因此气馁，此是后话......
1979年，培顺返城参加了工作，但他还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笔墨临池。一次，母亲的一句话，给了他无比的欣慰。大字不识几箩筐的母亲说:这字写的像花儿似的!培顺顿时觉得眼前呈现出一幅“妙笔生花”的景象。这时的我，也对他的执着不再说风凉话了。一次，我还跟他说，你写写陆游的这副对子吧:“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这对他来说，也可算得上是一种激励吧！
到了80年代初，一天，培顺到由萧劳任顾问、富察庄净任社长的“中国书画研究社”报名参加书法培训。碰巧，该社办公室主任一梅是我父亲的故旧。得知我家还住在白塔寺那块儿，她快人快语，一古脑儿地对弟弟讲起了我父亲当年学徒时在刘家，抱着刘家公子长大的故事。现在，一梅阿姨与刘叔叔早已同住一个屋檐下了。就这样，培顺认了这个学书路上注定要认的“姑姑”。姑姑是个闲不住的人，是个热心肠的人，在当时书法界、文艺圈的名声响当当。她带着培顺首先认了书法家爷爷任杰生。有了这个书法家爷爷,培顺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整日协助任先生讲学、办展。任先生还与李文放、李华锦、王一新、顾冠群等众多书法家积极筹备“北京中国书法学校”,临时办公室就设在王府井南侧的大甜水井胡同。可惜任老先生终因积劳成疾，一病不起，遽然离世!期间，“中国书法家协会”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活跃在这之中的有谢德萍、傅家宝、杨再春、苏士澍等一大批中青年书法家。后来，老一辈书法家也纷纷响应,他们有舒同、启功、陈叔亮、李长路、黄铸夫、柳倩、萧劳、王遐举等等。老书法家陈叔亮先生在“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大会上，还挥毫写下了“有家可归”四个遒劲的大字。不几日，姑姑也收到了陈老寄来的四个字:“铁骨生春”——隐喻着姑姑的豪爽性格,与“一梅”之傲骨正相对应。姑姑对培顺的成长起到了提携和纽带的作用。她还经常不辞辛劳,领培顺拜见了鼎鼎大名的张伯驹、廖静文、李英儒、柳倩、禾波、新凤霞、谷文月、刘长瑜......
岁月倥偬。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对培顺提出,写书法的同时,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他也深谙这一道理: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大书法家不同时是文学家或诗词家。从此，在已有一些诗歌基础的条件下，他很快便写出了数量可观的新诗、古体诗,并发表在众多刊物上。发表最多的是在《北京晚报》的文艺副刊上。其中，不乏精典句子或佳作：“把年历挂在天空/梦里摘下一个月亮/太阳，又拽醒一个清晨/清晨，敞开思维的门窗/走在寒暑交替铺垫的路上/让风掠过成长的皱纹/让雨打落做作的深沉......(《日子》)”是啊,每一天我们都在太阳与月亮的轮回中度过，寒暑交替铺就了我们的人生之路，岁月沧桑的皱纹里刻满了阅历与智慧，深沉使我们走得更远。“哭也委婉/笑也缠绵/舞步裁剪着花朵的烂漫/爱，是绣进心中的眷恋/恨，是剔出牙缝的遗憾/甜酸苦辣/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便餐/有时，揪一撮思绪/引起一夜失眠/有时，一茬胡子还未长成/一个故事又已重复成为生活的片段......(《青春之旅》)”萌动的青春，把活泼、羞涩、浪漫、梦幻刻画得惟妙惟肖。只有真正走过一回特殊的青春之旅，方能写出如此不温不火，既文又雅的诗句。“一个虔心的梦/徘徊于有云的低空/面对混沌的背景/又深陷迷蒙/勉强撑起笑/神态故作从容/只有心在称量背负的沉重......(《逆境》)”读到此处，心情不由地有些沉重。我想，一定有一段时间，他的人生出现了低谷；从而，某一天，他的情绪猛烈地迸发，并且从中得到了纾解。他的诗，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追求浪漫、婉约、田园式风格，浅显、朦胧兼而有之。古体诗倒是有些豪气，例如：
《论狂草五首》
（一）
谁人草书敢称狂，
张颠醉素两肩扛。
千年此道如蜀道，
言罢羞煞追文长。
（二）
狂草贵在顿悟间，
风驰电掣起波澜。
光怪陆离乃才俊，
一挥成就不朽篇。
（三）
笔墨未动心已行，
点划纷乱难觅踪。
鬼斧神工开天地，
一片激情万古雄。
（四）
“二张”若知必茫然，
千载无人舞琅玕。
蛟龙腾海掀巨浪，
吾欲不能却难眠。
（五）
胸存豪气草自狂，
傲岸狂客脱马缰。
字字珠玑呈异彩，
书苑由此发奇光。
这些诗是与他“草书”要追求雄强、豪放、洒脱有着必然联系的，即“书为心画，诗为心声”。
培顺书法，初学颜真卿《多宝塔碑》，继而临《麻姑仙坛记》《自书告身帖》，后又转向北碑《石门铭》《郑文公碑》《龙门二十品》等。从目前看，他的楷书已有了自家风貌。笔法方圆并用，结体仍带有隶意。讲求变化，不拘泥古人、不死守一家，不墨守成规，故其作不显森严呆板。行楷即是在写楷书的笔势上稍作加快，不囿于一点一划的标准性，但须字体端庄，结构严谨。行书是楷书的快速写法，行笔中加了牵丝、缠绕、简化；必要时还须加上草字，根据笔势的走向确定，无差矣；多了就不叫行书，称为行草书了。有的人，写行书写成了“尺板”书，写成了“大字报”，故难登堂奥，就是因为违背了上述书法特点和规律。培顺的行楷、行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以碑为主，亦有帖的痕迹。他试图在赵之谦、康有为（南海）、张伯英（勺圃）、于右任之间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试图取赵的宽博从容，南海的飞动，勺圃的端庄秀丽，于的雄浑于一身，融而化之。培顺也写隶书和章草。隶书早年写《张迁碑》，后又写《石门颂》，以打破《张迁碑》的方整；因为《石门颂》素有草隶之誉。再后来又心仪《曹全碑》的规整秀丽。章草主要得益于《急就章》，大概因为《急就章》是写章草的范本。后又浸淫于赵孟頫六体书中的章草；亦受当代章草大家“南王北郑”的影响。
最值得一提的，当属培顺的草书。这是他所有获奖的“拳头产品”，也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他说，学习书法的方法应该是，学习一家，遍临百家，然后，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不经过这样的路子，写出的字必定是无根基、无出处、无神采、无传承、无内涵的，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令赏者味同嚼蜡。培顺的草书经过了40年的历练。张颠醉素、黄山谷、徐渭、王铎、傅山等历代草圣他都顶礼膜拜，自叹弗如；对他们的不朽之作更是烂熟于心。他潜心、陶醉、漫步于浩如烟海的碑林中，如痴如醉般地吮吸着先贤们的雨露精华。他常感恩于当代草圣谢德萍老师对他的谆谆教诲和不吝点拨。特别是恩师为人大度、慷慨，和蔼可亲、热情的精神品貌，都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时有朋友对他说，看了你的字（草书），心里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还有朋友说，你的字很有大师风范。外行人都能这么评价他的草书，说明他的字里行间确实饱含了情感蕴籍，而不是为写字而写字。洒脱、狂放不羁，是看过他字的人最大的感受。也常有朋友问价：你的书法作品多少钱一平尺？培顺总是笑呵呵地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朋友之间不谈钱。对有求于己者，无论是朋友还是引见，他大都无偿赠送。
培顺说，“艺术想要达成的目的效果都是相同的；但没有止境，缺憾永远都在。”他还说，“《焦点访谈》用事实说话，书画家就是要拿作品来说话的。”他在诗中也写到：“知羞方知艺要精，此道偏有苦行僧。”他深刻体会到，要想达到草书的巅峰境界真比登天还难啊！所以，他觉得自己至今也还没有写出一幅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他还在探索，还在孜孜以求，在孤独与寂寞中，在平凡与淡泊中砥砺前行，快意地挥洒着他的翰墨情怀、诗意人生。
最后，作为兄长，我对他的诗书特点做一点总结以就教于方家：柳随风摆，龙乘云腾。说的都是不拘一格,自然浑成。祝愿他不断有佳作问世，永葆艺术青春！
——牛培顺的诗书人生暨作品赏析
□牛培昌
牛培顺近照
牛培顺者,吾之胞弟,1957年生人。我长培顺近五岁。虽然,按现今的说法,我们也都是同属50后了!
1966年“文革”伊始。霎时，一场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破“四旧”“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铺天盖地，席卷神州。
那时家境贫寒。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们家还是被划分为资本家,与“黑五类”并无二致地受出身不好的歧视。这给我们年少懵懂的心灵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痛。本来天真无邪的孩子,有的性格开始显现出内向、自卑,甚至孤僻,对一生人格的形成产成了巨大的影响。
在那个“祖国山河处处一片红”的年代，我们的内心却蒙上了一层阴影。“又红又专”“根红苗正”的同学们,“红小兵”“红卫兵”“团员”一路齐头并进;而出身不好的他，下课后只好躲在教室的一隅。在这种环境下，培顺对学习提不起兴趣；惟有写字这一爱好，却始终伴随着他。老师在上边讲课，他却在下面全神贯注地写他的字。老师讲了什么？他几乎没听进去。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笔下勾画龙飞凤舞的字来的够痛快!或许，这就是他逃避“政治”、宣泄情绪的惟一途径吧！“学业”是荒废了，考试时常不及格。但他也有“骄傲”的时候。比如，同学逃学得写个请假条，这就非他莫属了。这个请假条模仿得像“家长”的字，所以每次在老师那儿都能蒙混过关！
可是要说真正写毛笔字，那还是当年1976年培顺到北京延庆县插队时候的事了。他们那拨人是北京知青插队、上山下乡的倒数第二批，已接近尾声。这时候知青们已开始懒散起来，即使不出工也基本上没人管了，回家也很频繁了。培顺抓住了这段难得的宝贵时光，开始步入了真正的笔墨生涯。
也正是在他兴头高涨时，我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回京探亲。作为长他几岁的哥哥,他从小看我时常手不释卷,吃饭都得催好几回,有时简直就是到了痴迷忘我的地步。我怕他受我的“不良影响”太深,有什么功名妄念,就给他浇冷水:你既没有师承,又没有基本功,况且年龄也偏大了,如何写得好字？如何能够出息?没有得到我的鼓励，反而受了一番奚落，看得出，他心里不好受。但过后，他并没有因此气馁，此是后话......
1979年，培顺返城参加了工作，但他还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笔墨临池。一次，母亲的一句话，给了他无比的欣慰。大字不识几箩筐的母亲说:这字写的像花儿似的!培顺顿时觉得眼前呈现出一幅“妙笔生花”的景象。这时的我，也对他的执着不再说风凉话了。一次，我还跟他说，你写写陆游的这副对子吧:“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这对他来说，也可算得上是一种激励吧！
到了80年代初，一天，培顺到由萧劳任顾问、富察庄净任社长的“中国书画研究社”报名参加书法培训。碰巧，该社办公室主任一梅是我父亲的故旧。得知我家还住在白塔寺那块儿，她快人快语，一古脑儿地对弟弟讲起了我父亲当年学徒时在刘家，抱着刘家公子长大的故事。现在，一梅阿姨与刘叔叔早已同住一个屋檐下了。就这样，培顺认了这个学书路上注定要认的“姑姑”。姑姑是个闲不住的人，是个热心肠的人，在当时书法界、文艺圈的名声响当当。她带着培顺首先认了书法家爷爷任杰生。有了这个书法家爷爷,培顺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整日协助任先生讲学、办展。任先生还与李文放、李华锦、王一新、顾冠群等众多书法家积极筹备“北京中国书法学校”,临时办公室就设在王府井南侧的大甜水井胡同。可惜任老先生终因积劳成疾，一病不起，遽然离世!期间，“中国书法家协会”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活跃在这之中的有谢德萍、傅家宝、杨再春、苏士澍等一大批中青年书法家。后来，老一辈书法家也纷纷响应,他们有舒同、启功、陈叔亮、李长路、黄铸夫、柳倩、萧劳、王遐举等等。老书法家陈叔亮先生在“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大会上，还挥毫写下了“有家可归”四个遒劲的大字。不几日，姑姑也收到了陈老寄来的四个字:“铁骨生春”——隐喻着姑姑的豪爽性格,与“一梅”之傲骨正相对应。姑姑对培顺的成长起到了提携和纽带的作用。她还经常不辞辛劳,领培顺拜见了鼎鼎大名的张伯驹、廖静文、李英儒、柳倩、禾波、新凤霞、谷文月、刘长瑜......
岁月倥偬。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对培顺提出,写书法的同时,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他也深谙这一道理: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大书法家不同时是文学家或诗词家。从此，在已有一些诗歌基础的条件下，他很快便写出了数量可观的新诗、古体诗,并发表在众多刊物上。发表最多的是在《北京晚报》的文艺副刊上。其中，不乏精典句子或佳作：“把年历挂在天空/梦里摘下一个月亮/太阳，又拽醒一个清晨/清晨，敞开思维的门窗/走在寒暑交替铺垫的路上/让风掠过成长的皱纹/让雨打落做作的深沉......(《日子》)”是啊,每一天我们都在太阳与月亮的轮回中度过，寒暑交替铺就了我们的人生之路，岁月沧桑的皱纹里刻满了阅历与智慧，深沉使我们走得更远。“哭也委婉/笑也缠绵/舞步裁剪着花朵的烂漫/爱，是绣进心中的眷恋/恨，是剔出牙缝的遗憾/甜酸苦辣/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便餐/有时，揪一撮思绪/引起一夜失眠/有时，一茬胡子还未长成/一个故事又已重复成为生活的片段......(《青春之旅》)”萌动的青春，把活泼、羞涩、浪漫、梦幻刻画得惟妙惟肖。只有真正走过一回特殊的青春之旅，方能写出如此不温不火，既文又雅的诗句。“一个虔心的梦/徘徊于有云的低空/面对混沌的背景/又深陷迷蒙/勉强撑起笑/神态故作从容/只有心在称量背负的沉重......(《逆境》)”读到此处，心情不由地有些沉重。我想，一定有一段时间，他的人生出现了低谷；从而，某一天，他的情绪猛烈地迸发，并且从中得到了纾解。他的诗，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追求浪漫、婉约、田园式风格，浅显、朦胧兼而有之。古体诗倒是有些豪气，例如：
《论狂草五首》
（一）
谁人草书敢称狂，
张颠醉素两肩扛。
千年此道如蜀道，
言罢羞煞追文长。
（二）
狂草贵在顿悟间，
风驰电掣起波澜。
光怪陆离乃才俊，
一挥成就不朽篇。
（三）
笔墨未动心已行，
点划纷乱难觅踪。
鬼斧神工开天地，
一片激情万古雄。
（四）
“二张”若知必茫然，
千载无人舞琅玕。
蛟龙腾海掀巨浪，
吾欲不能却难眠。
（五）
胸存豪气草自狂，
傲岸狂客脱马缰。
字字珠玑呈异彩，
书苑由此发奇光。
这些诗是与他“草书”要追求雄强、豪放、洒脱有着必然联系的，即“书为心画，诗为心声”。
培顺书法，初学颜真卿《多宝塔碑》，继而临《麻姑仙坛记》《自书告身帖》，后又转向北碑《石门铭》《郑文公碑》《龙门二十品》等。从目前看，他的楷书已有了自家风貌。笔法方圆并用，结体仍带有隶意。讲求变化，不拘泥古人、不死守一家，不墨守成规，故其作不显森严呆板。行楷即是在写楷书的笔势上稍作加快，不囿于一点一划的标准性，但须字体端庄，结构严谨。行书是楷书的快速写法，行笔中加了牵丝、缠绕、简化；必要时还须加上草字，根据笔势的走向确定，无差矣；多了就不叫行书，称为行草书了。有的人，写行书写成了“尺板”书，写成了“大字报”，故难登堂奥，就是因为违背了上述书法特点和规律。培顺的行楷、行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以碑为主，亦有帖的痕迹。他试图在赵之谦、康有为（南海）、张伯英（勺圃）、于右任之间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试图取赵的宽博从容，南海的飞动，勺圃的端庄秀丽，于的雄浑于一身，融而化之。培顺也写隶书和章草。隶书早年写《张迁碑》，后又写《石门颂》，以打破《张迁碑》的方整；因为《石门颂》素有草隶之誉。再后来又心仪《曹全碑》的规整秀丽。章草主要得益于《急就章》，大概因为《急就章》是写章草的范本。后又浸淫于赵孟頫六体书中的章草；亦受当代章草大家“南王北郑”的影响。
最值得一提的，当属培顺的草书。这是他所有获奖的“拳头产品”，也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他说，学习书法的方法应该是，学习一家，遍临百家，然后，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不经过这样的路子，写出的字必定是无根基、无出处、无神采、无传承、无内涵的，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令赏者味同嚼蜡。培顺的草书经过了40年的历练。张颠醉素、黄山谷、徐渭、王铎、傅山等历代草圣他都顶礼膜拜，自叹弗如；对他们的不朽之作更是烂熟于心。他潜心、陶醉、漫步于浩如烟海的碑林中，如痴如醉般地吮吸着先贤们的雨露精华。他常感恩于当代草圣谢德萍老师对他的谆谆教诲和不吝点拨。特别是恩师为人大度、慷慨，和蔼可亲、热情的精神品貌，都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时有朋友对他说，看了你的字（草书），心里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还有朋友说，你的字很有大师风范。外行人都能这么评价他的草书，说明他的字里行间确实饱含了情感蕴籍，而不是为写字而写字。洒脱、狂放不羁，是看过他字的人最大的感受。也常有朋友问价：你的书法作品多少钱一平尺？培顺总是笑呵呵地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朋友之间不谈钱。对有求于己者，无论是朋友还是引见，他大都无偿赠送。
培顺说，“艺术想要达成的目的效果都是相同的；但没有止境，缺憾永远都在。”他还说，“《焦点访谈》用事实说话，书画家就是要拿作品来说话的。”他在诗中也写到：“知羞方知艺要精，此道偏有苦行僧。”他深刻体会到，要想达到草书的巅峰境界真比登天还难啊！所以，他觉得自己至今也还没有写出一幅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他还在探索，还在孜孜以求，在孤独与寂寞中，在平凡与淡泊中砥砺前行，快意地挥洒着他的翰墨情怀、诗意人生。
最后，作为兄长，我对他的诗书特点做一点总结以就教于方家：柳随风摆，龙乘云腾。说的都是不拘一格,自然浑成。祝愿他不断有佳作问世，永葆艺术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