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干部江南文化书画院有张永安院长负责
热烈祝贺【中国领导干部江南文化书画研究院,中国乡协艺术发展中心苏州创作基地由当代最有升值潜力的实力派书画家张永安院长全权负责筹备成立中!】
张永安先生小传: 张永安院长,1957年生于山东蓬莱,艺名二千,号 登州散人 暨清风堂主,.ISQ9000A艺术体系资质认证,优秀国画师,作品入编《 中国书画家大词典》、《 当代中国书画领军人物》、《 中国当代实力派书画家》其中山水作品:大型古典水墨山水长卷 ,被沈阳市艺海拍卖 中心评审通过,入选辽宁美术馆第十三届中国实力派书画拍卖专场 和北京东方御藏国际拍卖专场。现为文化部艺术人才资料数据库战略合作书画家、中国领导干部书画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乡协江南文化书画院院长、中国乡协书画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研究院荣誉院长、华夏张姓文化书画院副院长、国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会员、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蓬莱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苏州徐伯荣艺术馆副馆长等社会 职务。
师承著名大家徐悲鸿大师嫡系侄亲,即当代艺术名家苏州徐伯荣教授的入室弟子 。得到南京师范学院教授、徐悲鸿大师弟子谭勇先生亲自点拨和训导。 拜中华“”神指“”吴成章先生为师深造左手指画。2009年参展作品被苏州徐伯荣 艺术馆收藏,并参加徐伯荣艺术馆十周年艺术达人现场 创作笔会。曾于 2010年山水作品又选送参加苏州全国书画邀请展,并获得二等奖; 其山水作品 被选 编到 全国书画 邀请展览作品集,现场参与到大型文化交流采风 笔会系列活动。特别是2016年10月文化部举办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书画展览中”,荣获一等奖大奖已收录进典籍 。
张永安老师,自幼爱好艺术,对中国传统艺术情有独钟! 受祖辈遗传和严格训导,长期以来刻苦钻研,又走遍江南水乡写生积累素材,多次拜名师指导学艺 ,得到多位当代名家大师 亲聆指教,水墨技法突飞猛进有了质的提高 。经过多年来的勤奋刻苦钻研学习,自我研修并 推崇临摹唐宋元明清和近现 代名人名家传世精品力作 ,自成自成立 一种水墨山水的创新独特风格。近几年来又研习左指创作水墨山水画独特技法。 擅长以左手指 完成水墨画作,最新研究出独特的江南 小桥 流水人家的 水墨风情大作,有日本友人及多家艺术馆收藏其作品后给予很高的评价。特别江南 水乡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各地书画展览比赛 ,并获得主流媒体宣传 报道和社会艺术机构多层次的物质奖励和荣誉表彰。
附录: 江南文化历史概况:“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首诗,总是把人们的思绪牵到风景如画的江南。江南,自古就享有人间天堂之美誉。这里河湖交错,水网纵横,小桥流水、古镇小城 、田园村舍、如诗如画。
江南水乡所处的长江三角洲和太湖水网地区,气候温和,季节分明,雨量允沛,因此形成了以水运为主的交通体系。居民的生产生活依赖着水,这种自然的环境和功能的需要,塑造了极富韵味的江南水乡民居的风貌与特色。江南文化,字面上的含义为长江的南面,但作为一个典型的历史地理概念,江南本意指长江以南的地区,在古代,江南往往代表着繁荣发达的文化教育和美丽富庶的水乡,区域大致划分为长江中下游南岸的地区,江南代表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与希望。
广义的江南,指湖北宜昌以东,长江中下游以南,南岭以北的广大地区。江南在古代被较多使用,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是写在长沙的事。江南在现代也使用,比如天气预报中的江南就指广义的江南;江南三大名楼(武汉的黄鹤楼,岳阳的岳阳楼和南昌的滕王阁)中所说的江南即为广义上的江南。江南有许多著名的书院。四大书院占其三,分别为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其余的还有鹅湖书院、象山书院、信江书院、丽泽书院、东林书院、明道书院、茅山书院等。江南地区的湖南还有中华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从古至今,歌咏江南的大量文学作品构筑了中国人想象中的“江南”。著名的有白居易的《江南好》,苏东坡的《望江南》。江南园林通常为私家园林,玄武湖是当代仅存的江南皇家园林。
山水江南:水是江南的灵魂。长江以南(包括其北岸附近区域)、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杭州湾以北(包括其南岸附近区域)构成了狭义江南的主体区域。长江、太湖和杭州湾是狭义江南的三大水区,长江、太湖和杭州湾(钱塘江)与其支流和其它湖泊构成了狭义江南的水网。东海和太平洋等海洋其它沿海地区也有,不是其主体特征。 江南水乡的民居以苏州、杭州最具代表性,物产富足的江南,住宅规模和布局也很有特色。住宅外围的墙壁高大、粗犷,因为南方的房子大多是较高的二层楼房。另外,南方的民居经常房房相连,中间的风火墙隔断,是为了防火的考虑,庭院的面积不大,再加上高高的楼房,使一宅中采光通风口--天井显得分外高深。
江南潮湿的气候使通风格外重要,因此江南的住宅常于建筑与垣墙之间留不超过1米的间隙,用来拔风采光,效果颇好。江南民居,大的住宅一般从大门起经过轿厅、客厅、正房到内室或后房,两侧有花厅、书房、卧室及至小花园、戏台等。一般大的住宅可有两到三条平行的轴线。 但不论建筑规模大小,江南民居都体现出一个与北方民居的明显区别,就是雕刻装饰极为繁多,却极少彩画,墙用白瓦青灰,木料则为棕黑色,或棕红色等。与北方的绚丽色彩相比十分淡雅。
江南的匠人心灵手巧,利用多变的地形,使流水在房屋之间徜徉。江南水乡路网,街巷呈不规则的网状履于民居之中,与之相映成趣,形成了江南民居别于北方民居的独特风味。河道两旁的诸多村庄,往往有或大或小的桥梁相通,桥水和人家以及村外原野构成了一幅幅江南锦绣图。著名诗人陈志岁《栏杆桥村》:“平野青青半稻蔬,人家两岸对河居。门前楫棹咿哑过,惊动鸳鸯入碧蕖。”(摘自《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诗稿》)动静结合、有声有色的美丽生境,令人向往。
由于土地珍贵,屋宅内外的空间都得到了很大的利用,因为绝大部分民居出门见水,所以几乎每家门外都有一个小小的埠头。主妇每日洗衣、洗菜、淘米等都在这里,来往的小船也可在这里停泊。和水路相比,街巷显得十分狭小,有的仅容1人1牛并走。高高的垣墙夹着曲折的街巷,造成了曲径通幽的意境。 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精神是在人类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长期交互作用下逐步整合显现出来的,它包含对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认识的总和。一方面,它不断变易、逐渐丰富,随着人类各种活动的渐次展开而不断有新的内容补充并沉积;另一方面,它又相对稳定,始终保持着一些使之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独特品质。而在此过程中,自然环境如气候条件、地形地貌等等,常常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限定,规定了这一区域文化精神的历史走向。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度里,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了缤纷多彩、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仅就汉民族文化圈而言,大体可以以淮河为界分为江南和江北两大文化区域。“杏花春雨江南,骏马秋风冀北”的清辞丽句形象地概括了两地基本的自然地理特征——南方草木葱茏、清奇瑰丽,北方则土厚水深、雄浑阔大,在这样有着显著差异的自然环境中孕育成长的人文风气亦因此而各具特色。而在大的江南文化区域中,东南地区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亚文化区域。特别是唐宋以降,东南地区逐渐成为天下财赋之所区、士大夫渊薮,“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也从‘开封——长安’东西向轴线彻底移向江南地区,最终落在‘杭州——苏州’南北向轴线上。” 也正如宋史专家刘子健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皆聚在一起,这是史所稀见的。” 因此,文人学者提及“江南”一词之时,大多指称的即为东南地区,本文亦正复如此。
心理气质:人的情绪、心理、性格极易受到周围世界的影响。《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钟嵘《诗品·序》亦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精,形诸舞咏”,所以人才常常会“悲落叶於劲秋,喜柔条於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当然,在文学史上,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更是常被提起的一段文字: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圭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那么,清旷灵秀的江南山水又对人的文化心理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呢?学者常常引用孟德斯鸠的观点来阐述气候对人的精神气质的影响。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使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不同的反应。寒冷的空气使人的身体外部的纤维末端紧缩起来,这会增加纤维末端的弹力,因而增加它们的力量。反之,炎热的空气使纤维末端松弛,使它们伸长,因此减少了它们的弹力和力量。“所以人们在寒冷气候下,便有较充沛的精力”,“有较强的自信,也就是说,有较大的勇气。” 相反,如果把一个人放在闷热的地方,由于上述原因,他便会感到心神萎靡,缺乏勇气。孟德斯鸠的观点虽然有绝对化的倾向,但其独特的视角却给人以启发。从其论述出发,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寒冷的气候使人勇敢、豪爽,炎热的气候使人活跃、敏感、消沉,而长期在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生活的人们,则具有和谐、平衡、机敏、细腻的心理特征。江南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经历着千门万户的变换,但基本的心理图景却由其地理环境所规定。
再就地形地貌的影响来看,黑格尔曾以地形地貌为依据将地理环境分成三种类型,即高原、平原和海岸区域,这三种地形对应着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高原对应着的是中亚和非洲,平原对应着包括中国、印度有两河流域巴比伦在内的亚洲地区,以及为尼罗河所灌溉的埃及,海岸区域则主要指欧洲南部,特别是地中海周围。在黑格尔看来,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分别形成了牧业、农业和商业等不同的文化形态。当然,黑格尔的地理环境影响论主要是就文化结构中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而言,但其思路却同样富有启发意义。我们在讨论江南文化结构中的精神层——亦即江南文化精神的时候,同样可以通过比较江南江北地形地貌的差异来进行阐述。《墨客挥犀》卷二宋祁云:
东南,天地之奥藏,宽柔而卑;西北,天地之劲方,雄尊而严。故帝王之兴,常在西北,乾道也;东南,坤道也。东南奈何?曰:其土薄而水浅,其生物滋,其财富,其为人剽而不重,糜食而偷生,士懦脆而少刚,笮之则服。西北奈何?曰:其土高而水寒,其生物寡,其财确,其为人毅而近愚,食淡而勤生,士沉厚而少慧,屈之不挠。
在中国人的文化观中,所以认为山川物候能够影响人的气质性格,其实是建立在有关气或五行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关于此,《淮南子·坠形训》中的论述颇为周详: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瘴气多喑,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伛,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
《淮南子》的论述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就是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是由气所生成,所以可以相通相感。中国的古代思想家,将宇宙看成一个整体,宇宙万物只是“气”的不同存在形式。《庄子·知北游》中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论述更为直接:“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灵明。风雨霜露,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这些论述虽然有很多的臆测成分,但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传统思想,其中不乏合理之处。
这样的思想应用到具体实践中,就是不同的自然风貌会影响到人的审美心理。我们知道,就普遍的情况来看,北方多崇山峻岭和高原,植被和色彩都显得相对单调。但另一方面,这单调却又是严峻、崇高和阔大的,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目光所及,是巨大而高远的世界,久而久之,自然界的这种美感类型便成为记忆中一种固定的审美感受,而这种审美感受在以后的审美过程中又以审美经验的形式出现,成为审美判断的一个基础。所以,生活在北方的人其心胸也就随之扩展,喜好刚毅雄强、粗犷豪迈的美感类型;而江南则有丰饶的物产、秀美的山川,其植被繁密而多彩,景观变化细微而多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长期感受着的是温山软水、莺飞草长,是一川烟草、满城风絮,因此,其文化心理极易被导向精细和柔婉,沈谦评辛弃疾词云:“稼轩词以激扬奋励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呢狎温柔,魂销意尽,才人伎俩,真不可测。” 正指出了凄迷温婉的江南对人的心理与性格的柔化。
生产生活: 除了地理环境以外,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有着独特区域特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人的文化心理也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学者一般认为,最能代表江南地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一是稻作,二是舟船。考古资料显示,宁绍平原的河姆渡和杭嘉湖平原的罗家角是亚洲最早栽培水稻的地区,也是世界最早栽培水稻的地区之一。曹组“霜落吴江,万畦香稻来场圃”(《点绛唇》)、范成大“十里西畴熟稻香,槿花篱落竹丝长”(《浣溪沙》)所描绘的就是金秋时节江南地区处处稻谷飘香的美景。上引《淮南子·坠形训》中曾比较过不同的地理条件与所适合生长的植物之间的关系,此外,此书还这样认为:“汾水浊宜麻,济水和宜麦,河水调宜菽,洛水轻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明代天台山元白道人王士性在其《广志绎》卷二“两都”条亦云:“江南泥土,江北沙土,南土湿,北土燥,南宜稻,北宜黍、粟、麦、菽,天造地设,开辟已然,不可强也。”这些都指出了江南是比较适合生长水稻的地区。但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形成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呢?
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大海给了人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觉到自己的无限的时候,就会被激起勇气,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而且,看起来驯服和蔼的大海,实际上充满危险和激烈。因此,以航海为生产方式的海岸民族,就容易培育起敢于冒险的精神和机智沉着的品格;草原的游牧民族,在长期的迁徙不定和马上生涯中,比较容易形成自由奔放、粗犷彪悍的性格。而处于农耕社会的民族,需要的则是对“秩序”的认可与遵从,滋养出的是稳定、平和与耐心。当然就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其主要的社会形态是农耕社会,因此,在大的民族性上——不管是江南还是江北,都有着一定的共通性。只不过我们以为,江南地区的稻作方式使得民族性的某些方面凸显得更为明显,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文化的区域特性。因为水稻的生长相对较为缓慢,生产技术要求更为精细,而且水稻的生产过程是按部就班的,不可急于求成,只能听其自然,耐心等待。对水稻生长每一环节的关注很容易培养出一种把握“渐变”的能力,而这种对“渐变”的把握培育起来的是敏感、纤细、稳定、平和的文化心理。
而至于舟船,无论是出门代步,还是捕捞运输,对于生活在水乡泽国的人们,其意义都不言而喻。舟船的使用历史在江南出现得很早,在河姆渡文化的出土文物中,已经有了木船浆、陶舟和独木舟的遗骸了。《汉书·五行志》称:“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淮南子》亦云:“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这些都说明了很早时候舟船就是江南地区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了。我们知道,骑马坐车与驾船荡舟的感觉差异是明显的,即便同样是驾船,荡舟于山水平远的江南水网与航行于激烈动荡的大海,培育出的也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性格。在大海中航行,需要冒险的精神和沉着机智的品格,激发的是人的扩张的野心和征服世界的欲望;相反,当我们轻轻摇荡于逶迤绿水、微动涟漪之际,我们的内心就不会是充满扩张与征服的亢奋和急噪,有的只是被细腻、柔软、温顺的水波轻抚而变得松弛、舒展、自在、惬意的心灵,是摆脱桎梏、融于自然后的审美愉悦。
辩证分析:当然,我们在讨论江南文化精神形成的地理基础时,要注意反对地理环境绝对论的倾向。江南的地理环境只是给江南文化精神 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地理背景,其对文化的影响,我们必须辨证地看。 首先,江南的地理环境对江南文化精神有着先天制约性,它独特的地理背景决定了江南文化在一些基本方面如生产力的结构和布局、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人的生理和心理素质等等都区别于其他区域。正如上文所揭示的那样,这里产生不了游牧民族粗犷豪放、自由爽朗的民族性格,也产生不了海岸居民冒险猎奇但又机智沉着的民族性格,可以说,在地理基础上形成的江南文化的原初本态构成了区域文化的核心内容。
其次,江南文化精神又不完全受制于地理环境。江南地理环境并不会使得江南文化一开始具备某种状态,并一直保持不变,同样也不会因其突然变化——如洪水、地震等而使得区域文化就立刻发生改变。江南文化精神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自我生长起来的。正如人的成长一样,其出生时所带有的先天种族、民族的遗传基因固然会决定着他的体格、甚至是性格,但真正影响他情感、心理和性格的是他后天的成长环境。显而易见的是,从远古以至现代,江南的地理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其文化特征却有着不同。因此,只有结合对江南文化精神的历史整合过程的探讨,我们才有可能对其内涵和实质有一比较科学而全面的认识。(编辑:周云)